独孤信也叹道：“这‘月旦评’类似于春秋时期‘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礼乐征伐自诸侯出’。众所周知，汉代的选官制度是以察举、征辟为主的选官制度，这就为月旦评在当时的盛行风靡创造了条件。应劭所著的《汉官仪》当中，就提到了汉代的选官标准，称之为‘四科取士’，要德行高妙、学通行修、明达法令、刚毅多略。这样的标准当中，‘德’被放在了第一位，成为选拔官员的首要衡量因素。但是‘德’的好与坏的标准又是一个极为主观，标准极为模糊的概念。当时人所采取的考量手段，主要依赖于大量的来自民间的舆论，一个人要想在这种选官体制之下求取仕途，赢得社会重要人物的称赞，获得生活地区的好的口碑都是至关重要的。要靠‘人事’而成名。123。超凡脱俗，能够形成轰动效应。”
杨逍道：“所以曹操这样的人才会热衷于此。曹操出身不好，是大宦官曹腾之后，年轻时品行不佳，他‘不治行业，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地方上的士人颇看不起曹操，沛相袁忠甚至打算法办他。后来曹操为了步入仕途，极力扭转负面形象。他起初借助太尉桥玄为自己正名，桥玄的评语是‘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桥玄担心自己的名望不够，建议曹操请托汝南许邵主持的‘月旦评’。许邵也十分鄙视曹操。/
独孤信冷笑着说道：“本来评议人才根本轮不到许劭这样的人，只是官府实在太腐败了，人们对于官府早就已经没了信任。特别是东汉中后期，外戚和宦官轮流擅权专政，内忧外患持续加重。权宦视乡闾评议如无物，任人唯亲、‘贸易选举’，在政府机构随意安插浊流子弟和庸俗无才之辈。学而优的儒家士子通经入仕、向上流动的途径遭堵塞。团之大于是挺身而出，发动社会舆论，臧否人物、抨击朝政，‘清议’之风遂蔚为大观。士大夫在这一过程中亦逐渐形成发展出‘群体自觉’。士人清议的内容以人物评论为主，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对戚宦政治的猛烈抨击，即‘品核公卿，裁量执政’，此类风潮的发动者以在朝的李膺、陈蕃等名士官僚为领袖、太学生为骨干，他们言辞激烈、危言深论，甚至采用违法极端手段打击宦官、豪强等浊流；另一种主要评论人物才干和德行风貌，这是士人之间的期许和标榜，即‘激扬名声、互相题拂’。而且这些参与的人多是在野的读书人，更让官府颜面扫地。许劭和堂兄许靖可不是一般人，这两兄弟不仅出身好，在当地又有影响力，最重要的是他们二人喜欢点评当代人物并且眼光精准，他们对人物的预测经过时间证明都是正确的，因此名气越来越大，甚至出现被许氏兄弟评价之后，‘所称如龙之升，所贬如坠于渊’的局面。”…。
石猛道：“有资格进行月旦评的人，最需要的是眼光，而不是读书量。杨修这个人能不能点评他人呢？估计够呛。那历史上，最有名的就是评曹操是‘乱世之奸雄，治世之能臣’。曹操的文学水平是很高的，但月旦评没去评曹操的诗歌水平有多高，赋水平有多好。如果评这个，曹操可能就要砍人了。曹操可不是什么好脾气的人，屠城的事他可是实实在在的干过。所以，评就是评这个人的品性如何，气度如何。当然，最重要的是点，要点出这个人将来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所以，许劭评曹操是‘乱世之奸雄，盛世之能臣’。曹操手下第一谋士不是别人，正是有曹操钦点‘吾之子房’美称的荀彧。123。这个人可以看穿未来。董卓之乱刚起时，他就说：‘颖川，四战之地也，天下有变，常为兵冲，宜亟去之，无久留’。他判断自己的家乡肯定要大乱，所以提早就开溜了。后面他又点评董卓：‘卓暴虐已甚，必以乱终，无能为也’。当时董卓正是嚣张的时候，他就算到了董卓必亡。荀彧还点评过曹操有四个地方胜过袁绍：‘度量胜，能用人；谋略胜，能断事；用兵胜，赏罚有度；德行胜。’而荀彧最有名的是点评袁绍的四大名士与两大名将：‘田丰刚而犯上。/
独孤信道：“许劭‘恶其薄行’而拒绝封侯，许靖前往交州避难时，让众人先行，‘载附从，疏亲悉发，乃从后去’。他们是这样一类人，有着显赫家世，明明可以轻而易举的达成旁人升官发财的终极目标。团之大却迟迟不愿意进入乌烟瘴气的中央朝廷，反而在私底下聚众讲学，谈论天下名士，聚集民间舆论，做着与当朝政府相反的事情。也许就在深幽清净的山林里，士子们高谈阔论，一边曲水流觞，一边引吭高歌，一边品评天下人物。那个时代，是皇权旁落的年代，是阉竖当道的年代，是饥民遍地的年代。可是，那些文人士子们，仍然努力地保持着自己一尘不染的心，实属难得。”
杨逍也感叹道：“乱世之中有此清流实属难能可贵。在民间舆论中，‘月旦评’拥有极高的话语权，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民间舆论甚至会对官方统治造成一定程度的威慑。可是在官方力量强势无比的当时，统治力量以压倒性的优势战胜了这股民间力量。从这个角度来看，‘月旦评’有一种螳臂当车的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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