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孤信与石猛和杨逍三人，骑着马，挑着灯笼，一路走，一路聊，从董卓到桓温，有争议也有共识。可是这路走了这么久，目的地却一直没见个踪影，三个人心里都在犯嘀咕。
杨逍突然间问了一句：“两位哥哥，我们三个人骑着马走了几个时辰了，怎么还没有到啊？是不是走错路了？”
独孤信答道：“你不说我也在怀疑，我们走的路到底对不对我也不知道，因为白天走路还有的问，夜间找谁去问路啊？”
石猛道：“这夜间行路如果有月光或者星光，我们可以找路走，哪怕走错了可以再回头。可是今夜月光黯淡，星光更为黯淡，我们打着灯笼，也只能看到四五丈远，走错路也属正常。”
杨逍接着问道：“那如果真的走错了怎么办？”独孤信笑着答道：“那就将错就错。123。秉烛夜游的事情古人做得，咱们三人也做得。我们不妨彻夜长谈，信马由缰，也算平生一大幸事。”石猛道：“千金难买一知己。”
独孤信道：“在大多数人的生活中，月亮、星星才是夜间的主要光源。比之木柴、蜡烛、油脂，这些光源的效率更加惨不忍睹。一个人在黑夜里行走时摔跤拌蒜，或者遇到饥饿难耐的野兽，是再正常不过之事。而因为走错路，掉到沟里、河里、湖里、地窖里。/
石猛道：“有句话叫‘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从古至今，黑夜往往也给抢劫、纵火等暴力行为，提供了天然的掩饰和舞台。夜幕降临，没有日光普照，人们的各项活动就不再像白天一样自如，但对于惯于入室盗窃、路边抢劫、伤人放火的‘强人’来讲，则算是到了为非作歹的‘黄金时间’。人们常常赞扬大唐的自由、开放与包容，可殊不知，宵禁制度之登峰造极，正是在唐代的长安。《唐律疏议》记载：‘京城每夕分街立铺，持更行夜。鼓声绝，则禁人行；晓鼓生动。团之大即听行。’长安以里坊为布局，每坊由坊正负责开关坊门，并在坊角设置武侯铺，有武侯负责夜间巡夜抓捕。每到夜晚，坊正关闭坊门，严禁出入，禁绝行人。咱们三人有幸，能够在夜间出门，还能纵马驰骋。”
独孤信也说道：“在宋朝以前的历朝历代，普通老百姓，一般在太阳下山之后，会点上蜡烛做一些活计来补贴家用。女人们大都是做一些缝补的工作，或者收拾一下家里。而男人们则是做一些体力活，例如整理一下粮食，编草鞋之类的。因为白天要出门去干活，所以有些在家干的活会留到晚上来做。读书人家的孩子，一般晚上也是会苦读的。他们会点着一盏灯，埋头苦读，只为了日后可以一朝中举，光耀门楣。而相对于这些普通人，古代的王宫贵族，达官显贵则是会过的好一些了。有钱人一般会在晚上吟诗作乐或者与人坐谈，李义山有诗云：‘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如果想在夜间出门，那是断断不行的。”…。
石猛问道：“为什么号称盛世的大唐王朝，宵禁却比以往各朝更加严格呢？”
杨逍道：“这个也确实奇怪，历朝皆有宵禁制度，只有在诸如元宵节这样的特殊日子里，才允许普通百姓夜间出外走动，为的也正是维护城中治安。推行宵禁制度，首要目的自然是防备盗贼，维护城中治安。倘若是战争时期，城外敌军的探子或者奇袭部队也肯定是晚上进入城中。此外，灾荒或者战乱都会产生大批的流民，如果夜间城中无人防备，流民一股脑涌入，治安之混乱简直不堪设想。有了负责宵禁的官吏时时探查，便能对上述情况起到一定的防御作用。汉朝的宵禁制度，要求民众夜间都必须呆在各自的家中，禁止出行，更不能随便在大街上溜达。如果宵禁期间无事游走，一旦被抓住之后，会被棍棒打死。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中写到：飞将军李广喝酒喝到很晚，回去的路上走到霸陵亭。123。被霸陵尉拦下。李广虽然自报家门，霸陵尉却仍牛哄哄地说：‘大将军尚且不允许夜行，何况你呢？’李广只好在亭子里挨了一宿。可见到了秦汉时期，夜禁制度已经颇为严格，就算是位高权重也不能逾矩。盛唐虽然气度恢弘，自由开放，但于宵禁一事却没有丝毫放松，反而更加严格和系统。在唐代，鸣街鼓不仅是城门及宫门开启或关闭的信号，也是百官上朝办公的时钟，同时又是夜禁开始与结束的标志。在规范的宵禁管理制度下，白日的长安城车水马龙，是繁华的都市；当夜晚来临，长安城便‘六街鼓歇行人绝，九衢茫茫空有月’，一派清冷寂寥了。”
独孤信道：“《武帝纪》有记载，当曹操还是一个不知名小卒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