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孤信说完，石猛和杨逍再也没有提出不同的意见。因为无论是谁，也不能否定桓温的历史功绩，更不能否认他的人格魅力，他从来都是积极谋取功名，以建功立业为己任的。
杨逍道：“对于桓温，古往今来的人抨击者有之，颂扬者有之，不屑一顾者有之。可不能否认，他的人生态度，他对国家做出的贡献是当时的人们无法比肩的。至少有他在，东晋王朝不会有边患。”
石猛道：“你们怎么越说越离谱，我都感觉桓温像郭大侠了。郭大侠一生标榜：‘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从不计较个人得失。”
独孤信道：“大哥哥说的有道理，有时候我感觉还真是。不过桓温是在朝堂上，郭大侠是在江湖上而已。123。二者殊途同归。《世说新语·排调》中记载：桓大司马乘雪欲猎，先过王、刘诸人。真长见其装束单急，问：‘老贼欲持此何作？’桓曰：‘我若不为此，卿辈亦哪得坐谈？’桓温爽朗豪迈的气度，在此展露无遗，也可见他并没有因与东晋总体社会风尚相悖而自惭形秽。与当时朝臣们清谈误国、打击政敌的做法不同，桓温却惜才而知人善任，堪称当时的‘乱世伯乐’。在东晋这个尚玄的时代里，桓温虽然特立独行却也为时代所熏染，他善于品鉴，珍惜人才，《世说新语·雅量》中记载：宣武与简文、太宰共载。/
杨逍道：“难怪韩文公曾感叹道：‘世有伯乐，而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桓温不仅仅是东晋朝廷的栋梁之才，更是当时难得的伯乐。”
石猛道：“据独孤贤弟刚才所说，如果说桓温是伯乐，不仅因为他能赏识有才之士，品鉴当世名士，更是因为他能体察人情，洞悉人物品性之高低。他对人事有自己的一套价值判断标准，即使这套标准并不迎合世风，但他在自己的权限范围内尽可能的用自己的价值标准去评判人之长短高低。哪怕那些有才之士与自己政见不合，哪怕与他并不是一路人，他都会出于公心，去拔擢、去推举。”
独孤信道：“桓温一生历经三次北伐，如果说他完全没有克复神州的打算。123。完全是借北伐来树立权威、增加权势，恐怕不完全公正，在他的内心里，无疑有着真诚的收复失地的强烈愿望。桓温第三次北伐时路过金城，看到第一次北伐时手植柳树已经十围，时光荏苒，岁月蹉跎，而北伐之业却尚未竟其全功，不由触发了名将桓温内心的悲凉，竟至于‘泫然流泪’，至少在东晋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大的政治环境下，论迹追心，桓温不失为一个忠臣，桓玄篡晋建楚的罪责也不能倒算到他五岁的时候已经去世的父亲桓温头上。桓温第三次北伐时，若论权势，东晋朝廷无人能出其右，他痛哭流涕的不是因为自己的身份地位。/
这时候，杨逍问道：“废一帝立一帝，桓温不是没有自己当皇帝的打算，只是东晋王朝历来都是君轻臣重，王氏和谢氏掌握了国家半数以上的领土和军队，如果谋朝篡位，必然引起王家和谢家的叛乱。于是桓温听从了谋士的建议，在司马氏中找一个人来当皇帝。当时司马氏年轻力壮的男丁，没有一千也有八百，按理说要找一个傀儡出来非常容易，可桓温偏偏找了时任丞相，已经年过五旬的司马昱为帝，这不要说司马氏的人想不通，就连桓温家的人都想不通，究竟是为什么呢？”
独孤信答道：“司马昱也是清谈家，学识渊博、气度不凡。桓温也非常欣赏他。在废立之事上。团之大虽然桓温毫不手软，但也许或多或少心中还尚存一丝敬畏，于是认认真真写了一封奏疏，去面见司马昱，打算将废立之事做个解释。可没想到，二人见面，司马昱不听不闻，只是流泪不止。霸气的桓温竟然也乱了方寸，说不出—句话。桓温行废立之事，目的就是为了掌控中央政府。想要达到这个目的，桓温应该选一位年幼或弱势的皇帝，可事实却恰恰相反。司马昱有实力有能力，估计也不缺野心，绝不是一个被人肆意摆弄的傀儡。说明桓温做事情，还是考虑很周全的。他总是在瞻前顾后，并没有因为一己私利而去做出抉择，这正是后世一些人赞扬他的原因所在。”
石猛道：“这也是桓温与众不同的地方。赵高、王莽、董卓那些人，身边的皇帝要么是小孩子，要么就是昏庸无道的人，方便自己掌握大权。桓温却反其道而行之，选了一个五十多岁、精明能干的人，此人既是皇帝，又是自己的政治对手，也算是他独有的魅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