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如何评价张爱玲在香港时期的创作？
如何评价张爱玲在香港时期的创作？
应该说,张爱玲和香港确实是有缘的。她的生活和创作与这座“孤岛”的关联,恰如她和另一座“孤岛”——上海的关联一样,是个耐人寻味,并值得细究的问题。张爱玲在1939年先是考上了伦敦大学,后来因为欧战爆发而改入香港大学。在香港,她独得了港大文科的两个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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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是“纸上谈兵”的书生吗？看她当年在香港的编剧生涯
捞史倌
2019-12-27·领域优质创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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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国际电影懋业有限公司(即电懋)出品的《情场如战场》在香港上映，一连数周盛况空前。大明星林黛依然眼波流转，一笑一嗔皆有神采，而林黛扮演的叶纬芳和她的追求者们的故事依然让观众爆出阵阵哄笑。人们意外：这么好莱坞、调皮、梦幻的世界，竟然也是张爱玲？！俊男靓女群集的该片据说突破了当年国语片的票房纪录。这是张爱玲电懋编剧生涯的首部作品。在同年7月给宋淇夫人、好友邝文美的信中，张爱玲说道：“《情场如战场》能够卖座，从各方面着想，我都可以说‘干了一身汗’，因为我也总觉得人家总拿我们这种人当纸上谈兵的书生。”那一年，张爱玲37岁，离港赴美已经两年。
张爱玲终归不是纸上谈兵的书生。从1955年到1963年，她为电懋共写了十个剧本：《情场如战场》(原名《情战》)、《人财两得》(1958)、《桃花运》(1959)、《六月新娘》(1960)、《南北一家亲》(1962)、《小儿女》(1963)、《一曲难忘》(1964)、《南北喜相逢》(1964)、《红楼梦》(上、下集)与《魂归离恨天》。其中，前八个剧本都被拍成了电影。但据香港电影资料馆方面介绍，这拍成的八部电影中，《人财两得》、《桃花运》的影片拷贝已经损毁，是否能修复至放映标准仍是未知之数；而《一曲难忘》，则连拷贝亦已失传。五部张爱玲电懋时期编剧仅存的硕果一直珍藏于香港电影资料馆。
多年前，张爱玲在《借银灯》一文中写道：“‘借银灯’无非是借了水银灯来照一照我们四周的风俗人情罢。水银灯底下的事，固然也有许多不近人情的，发人深省的也未尝没有。”而借着“银灯”，我们也得以一窥银灯背后的张爱玲。
【从上海开始“触电”】
“电影是拍给大众看的，电影是虚幻的，她对这一点非常了解。”
“香港编剧的这些电影和张爱玲的小说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和张爱玲之前编的《不了情》(1947)和《太太万岁》(1947)也不能相提并论。”《张爱玲全集》主编止庵对“电懋时期”的电影如此评价道。
林奕华也曾经评价：“纵然他们的话语仍带着‘张爱玲式’的机智、俏皮，但论及戏剧力量，《情场如战场》明显追不上同是出自她手笔的《太太万岁》。”
而在香港电影研究学者、曾任香港电影资料馆研究主任的黄爱玲看来，要剖析张爱玲电懋时期的电影，不能不谈上海时期的《不了情》和《太太万岁》。香港和上海，这是张爱玲电影事业的双城记。
张爱玲的编剧生涯始于上海沦陷时期，而“触电”却是更早。太平洋战争爆发，张爱玲以“影评人”身份开启职业生涯，1943年开始便在英文月刊《廿世纪》上发表英文影评，谈及古装巨片《万世流芳》(1943)、《梅娘曲》(1943)、《桃李争春》(1943)、《浮云掩月》(1944)、《渔家女》(1943)等。
抗战胜利后，张爱玲因与胡兰成的关系不见容于文坛，处境尴尬。1946年文华公司成立，桑弧经过柯灵的介绍认识了张爱玲，随后便邀请张爱玲为文华公司创作电影剧本。1946年12月26日至1947年1月12日，在短短半个月的时间里张爱玲完成了电影“处女作”《不了情》，之后1947年2月6日由桑弧执导开拍。男女主角分别由当时最红的男星刘琼与东山再起的陈燕燕主演。同年4月，《不了情》在上海公映，被誉为“胜利以后国产影片最最适合观众理想之巨片”。张爱玲在电影编剧上的才华也在这部文华影片公司“创业巨献”的《不了情》中得到了充分显露。
在黄爱玲看来，《不了情》是我们所能看到张爱玲的剧本中最接近张爱玲文学世界的一个剧本。一个女子独自在大谋生，爱上了有妇之夫，还有一个取了姨太太的不争气的父亲，这多少有点张爱玲她自己的影子。这也是她唯一改编成小说的剧本。
《不了情》后，张爱玲与桑弧再度携手合作《太太万岁》，这次娓娓道来的是一出都市生活中里弄主妇的悲喜剧。到了《太太万岁》，张爱玲已经可以娴熟地运用剧本形式来表达电影的魅力，那些纸上的“热闹”妥帖地转化成了银幕上观众喜闻乐见的画面。
“《太太万岁》是把《不了情》文艺、肃穆的调子调轻巧，张爱玲刻画的太太是典型的上海人，摩登、贤惠，贤惠里面带着世故、聪明，却又机关算尽。”黄爱玲说，对这样的“太太”，张爱玲有几分冷眼旁观，带有一种超然甚至是嘲讽的味道，但还是带有同情。
在《题记》中，张爱玲这样体己地描绘成千上万个这样的太太：“一个半大不小的家庭里周旋着，处处委屈自己，顾全大局的太太的苦心。她家里上有老，下有小，然而她还得是一个安于寂寞的人。没有可交谈的人，而她也不见得有什么好朋友。她的顾忌太多了，对人难得有一句真心话。不大出去，但是出去的时候也很像样；穿上‘雨衣肩胛’的春大衣，手挽玻璃皮包，粉白脂红地笑着，替丈夫吹嘘，替娘家撑场面，替不及格的小孩子遮羞……”
黄爱玲认为，张爱玲对夫妻关系中女人的角色看得很通透，她自己当然不愿意扮演这样的角色，后来孤冷悲清的道路虽很不容易，却也是她自己选择的道路，“轻喜剧中女人的角色不是喜剧的，《太太万岁》表面喜剧后面是有一丝丝苦，但是电影是拍给大众看的，电影是虚幻的，她对这一点非常了解。对男女之间虚幻的关系和电影的虚幻的娱乐的本质，她看得非常通透。”
“楼下公鸡啼，我便睡。像陈白露，像鬼———鬼还舒服，白天不用做事。”
在1961年9月12日给邝文美的信中，张爱玲袒露自己想在当年十月只身到香港的计划，“一来因为长途编剧不方便，和Stephen(宋淇)当面讲讲比较省力，二来有两支想写的故事背景在东南亚，没见过没法写，在香港住个一年光景，希望能有机会去看看。”十月，张爱玲赴港，未曾拍摄的《红楼梦》剧本流产也在此期间发生。
据符立中考证，电懋版《红楼梦》拟拍成彩色片上下两集，预先付给张爱玲一万港币的高额编剧费，张爱玲在美国时已编了一部分，决定回香港写完。“当时的航班中途要在台湾停驻，再飞香港，张爱玲想在台湾逗留期间访问张学良，为(英文)小说《少帅》做准备，但不幸的是访问被拒。张爱玲在台湾还遇到了白先勇、陈若曦与王桢和，可到花莲的时候传来赖雅中风的消息，之后得知赖雅被女儿接去照顾，才想继续回香港写完剧本领了稿酬之后回美国。”
11月，电懋宣布明星总动员：尤敏、葛兰、李湄、叶枫、雷震、张扬全员集合，演出豪华古装大戏《红楼梦》。电懋先前已经在全东南亚举行十万票选，“玉女”尤敏是众望所归的林黛玉，“泼辣旦”李湄是浑然天成的王熙凤。
而从电懋之前一连开拍《花好月圆》(1962)、《珍珠泪》(1962)、《萍水奇缘》(1962)皆由雷震担纲来看，他应该是公司属意的贾宝玉。至于编剧，秦羽是清宫文物藏家、宋淇是红学专家，但一致礼让给张爱玲。但未曾预料，编剧《红楼梦》最后却演变成张爱玲挥之不去的梦魇。
张爱玲编剧的《红楼梦》被弃拍的最大原因源自邵氏、电懋竞争的白热化。符立中告诉南都记者，电懋宣布拍《红楼梦》之后，邵氏也宣布拍彩色《红楼梦》。“电懋和邵氏的竞争由来已久，抢拍《红楼梦》不是第一部，也不是最后一部：之前电懋本来要拍《武则天》，邵氏抢拍了李丽华主演的《武则天》(1963)，最有名的一部抢拍片子是《梁山伯与祝英台》(1963)”。
符立中回忆，当时邵氏手中三个大牌是乐蒂、林黛和李丽华，迎战电懋抢拍《红楼梦》时邵氏集所有片场之力，全力拍《红楼梦》。“邵氏有现成的古装片场，素来也有黄梅调电影，只要往里填词就可以。但张爱玲写《红楼梦》弃用黄梅调，改用国语，全部台词是从无到有，我们都知道张爱玲对《红楼梦》一直以来的敬重，从年少创作《摩登红楼梦》，到晚年写出整本考证，你可以想见她态度之慎重。张爱玲当时甚至写到眼睛充血！”
可就在这时，香港很多电影公司也群起拍《红楼梦》，潮语片、粤语片，上海也传来消息要拍王文娟和徐玉兰主演的越剧《红楼梦》(1962)。在这种形势下，电懋决定放弃拍《红楼梦》，已有的剧本胎死腹中。
回美国之前张爱玲还是赶出了《小儿女》和《南北一家亲》两个剧本，在邝文美记录的张爱玲语录中，有一句描述大致也能反映她当时的状态：“楼下公鸡啼，我便睡。像陈白露，像鬼———鬼还舒服，白天不用做事。”
1962年年底，张爱玲终于回到美国，赶剧本使她健康透支。1963年5月开始，张爱玲着手《魂归离恨天》的编剧，由《呼啸山庄》改编的这一剧本是她的最后剧本，符立中说，“仅仅只有26场，和《小儿女》、《太太万岁》的五六十场相比，粗糙自不待言。”
而就在一年之后的6月，第11届亚洲影展在台湾举行，陆运涛和邵逸夫应邀出席影展之后的观光活动，邵逸夫有事没能成行，而陆运涛及新婚妻子、行政人员等共57人在回程的飞机上全部遇难。这次空难事件对电懋公司是致命的一击，电懋的黄金时代宣告结束，张爱玲的“银灯”生涯也就此画上了一个不圆满的句号。《魂归离恨天》最终没有拍成电影，张爱玲卖给电懋著作版权的《一炉香》最后也未能拍摄。
对写作怀有抱负的张爱玲究竟如何看待自己的银幕作品，并没有文字记述。但宋淇之子宋以朗记得的是，1957年《情场如战场》公映后，邝文美以“章丽”为笔名在电懋旗下的《国际电影》撰文《我所认识的张爱玲》，张爱玲很喜欢，甚至在得知母亲手术失败不久人世时，也把这篇文章连同夏志清的《张爱玲的短篇小说》寄去，希望她能为女儿的成就感到宽慰。这或多或少是一个侧面的说明。
张爱玲唯一亲手改编成电影的作品是《金锁记》，那本来是与桑弧的另一个合作，却在时代的大破坏来临之前被淹没了。可她留下的那些凄冷孤绝、迥异于银幕上的文学，多少年来一直是华语电影的富矿，惹得多少最优秀的导演频频注目：1984年，《倾城之恋》由许鞍华执导；198年，台湾导演但汉章拍摄了《怨女》；1994年，关锦鹏导演《红玫瑰与白玫瑰》；1997年，许鞍华再次导演《半生缘》；据说杨德昌也曾经想改编《色·戒》，但最后《色·戒》由李安导演，在2007年公映。常被人们提起的还有一部侯孝贤虽非改编但张味十足的《海上花》。不过所有这些银幕上的影像，都和张爱玲自己的银灯世界无关了。
【小儿女们的结婚之旅】
“张爱玲也有好玩、轻松的另一面，这在这些剧本里表现得很充分。”
张爱玲给电懋写的首部剧本是神经喜剧《情场如战场》，当中林黛扮演叶家美艳而擅交际的二小姐叶纬芳。纬芳先抢姐姐的心上人陶文炳，再勾引36岁的教授何启华，只为吸引表哥榕生的注意，而陶何二人却为纬芳大打出手、笑料迭出。林黛周旋在三个男人之间，娇媚中带着任性和淘气，享受着青春和胜利者的欢愉，张爱玲为林黛量身打造的这一形象深入人心。
《六月新娘》则是张爱玲为待嫁的女星葛兰编写。从日本坐邮轮来港结婚的准新娘汪丹林对未来充满期盼，同时也有点忐忑。菲律宾华侨田青抱着吉他狂热追求丹林，而美国华侨海员又误将丹林认作介绍相亲的女朋友，误会重重构成多角关系。丹林不满父亲利用她钓金龟，又以为未婚夫偷腥，于是结婚前夜不辞而别，怎料未婚夫也找来后备……差点断送女儿的幸福。充阔佬向未来女婿“打秋风”的父亲似曾相识，始自《不了情》的自私父亲，在张爱玲笔下始终挥之不去。
“南北”系列的《南北一家亲》与《南北喜相逢》衍生自宋淇1961年编剧的《南北和》，该片叫好叫座，发展出鸡同鸭讲的“南北”系列。“南北”系列喜剧很能代表1960年代港人的情结，将南人、北人的文化冲突，演为笑料百出的喜剧。谐星梁醒波扮演的南人，和刘恩甲代表的北人，毗邻为业，一开广东茶楼、一营北方馆子，生意场上斗个你死我活，甚至大打出手。最后在儿女婚事上由冤家结成亲家。
到了《南北喜相逢》，南北的分歧作为引子，戏剧的发展和冲突，主要来自梁醒波易弁而钗的“姑妈”身上。故事桥段脱胎自英国话剧《真假姑母》，刘恩甲反对女儿与广东人田青交往，被公司指派巴结来港投资地产的华侨女富商，没想到却是田青的姑妈。姑妈临时改期来港，田只好找来友人扮女人顶替，于是反串、误会、错摸、博懵(粤语，意为揩油)、谎言……
及至文艺片《小儿女》，则更像早年与桑弧合作的《哀乐中年》(桑弧构思，未挂张爱玲名字)之变奏。妻子早逝的王鸿琛与同事王莱相知相恋，但为了三个儿女，对再婚的事忐忑不安。饰演其中女儿一角的是电懋第一红星尤敏，尤敏和其母打官司，为了挽回形象，宋淇请张爱玲为其量身打造《小儿女》。
“怎样把好莱坞电影本地化，张爱玲花了很多心思，”黄爱玲说，有时候只是借用一个大概的框架，差不多需要重写才能把它变成一个中国人信服的故事。黄爱玲认为，“虽然写剧本也是商业行为，但选择什么样的剧本，对什么题材感兴趣，也能看出一些蛛丝马迹。”张爱玲偏爱“女结婚员”的故事，里面的女孩子没有事业，她的事业就是结婚。这五部电影中最后都喜结良缘，皆大欢喜。
但在止庵看来，这些剧本在价值观上跟张爱玲的小说有着巨大的差异。“举个例子，我们看张爱玲的小说基本上都是悲剧，只有一部夏志清称之为喜剧，其实这个‘喜剧’是非常勉强的，就是《倾城之恋》。在结尾，白流苏找了范柳原。可是这个小说结尾说什么呢，说白流苏在历史上的地位没那么重要。因为不是白流苏自己通过努力而找了范柳原，而是这个地方发生了一场战争，《倾城之恋》不是你这个‘恋’倾城，而是倾了城了你这‘恋’才成。这个价值观和她在这些电影里的价值观正好相反。”
止庵觉得，电影和小说如此截然不同的价值观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市场，“张爱玲这些剧本完全是商业运作的东西，肯定要受到观众口味的限制，不这样拍观众就不看，那么就得写这样的东西”。
但止庵也强调，电影剧本里的同时又是另一面的张爱玲。止庵举例说，张爱玲在散文曾经写过这样一个细节：她看见一个穿绿衣服的邮差，骑车过去了，车的后座上坐着一个小老太太，她说那大概是他的母亲吧，她的眼泪一下就掉下来了。“一个邮差拉着他自己的母亲骑车过去，为什么张爱玲感动呢？因为她觉得这个里面有一个特别朴素基本的人际关系，这个关系张爱玲是能够接受的。所以她那么高傲那么不迁就的一个人为什么为稻粱谋去给电懋编剧本呢，因为在这里表现了她的另外一面，或者她的世界拓展的一部分。这部分是什么？就是普通人的喜怒哀乐”。
止庵认为，张爱玲在编电懋这些剧本的时候未必没有快感，“我们想象中张爱玲好像是一个悲悲戚戚的人，整天愁眉苦脸地想人生如何艰险。但她也有好玩、轻松的另一面，这在这些剧本里表现得很充分。”
“张爱玲其实是非常专业的编剧，并非纯粹为了糊口而勉强粗制滥造。”
“可是这是张爱玲吗？这么好莱坞、这么调皮的、活泼的、梦幻的世界？”黄爱玲说，这是人们看到张爱玲电懋时期编剧的电影时常常会有的一个感受。“张爱玲的文学创作和电影创作是两回事，我们看她的小说，像《金锁记》中描写曹七巧一样，好像通入没有光的所在，有一种幽暗的味道。但是我们看她的电影，特别是香港时期的电影，却是窗明几净的，一不小心就会让人忘了那是张爱玲。”
但现实生活中，那几年张爱玲的处境却并非窗明几净可以形容。
1955年秋，张爱玲搭乘“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离港赴美，在此之前，她已在香港住了三年。
1952年，张爱玲以返回香港大学复学为名义离开了内地，但最终她并没有完成学业。这年11月，张爱玲又匆匆赶去日本谋职，未成，无奈返回港大，不仅没有了助学金，还要补缴一学年的学费。
南来香港，张爱玲初期暂居女青年会。时值香港的美国新闻处向社会征集译者，张爱玲报名了，也结识了当时就在美新处工作的宋淇、邝文美夫妇，偶然间成就了他们长达数十年的友谊。
“在香港她干什么呢？”止庵说，一个是翻译谋生，张爱玲替美新处翻译了《老人与海》、《鹿苑长春》、《爱默生文选》等作品，“同时她也在写小说。先是用英文写了《秧歌》，后来张爱玲自己把它翻译成中文。”《秧歌》是张爱玲写的第一本英文小说。
在宋淇的《私语张爱玲》一文中，如此描述这一时期的张爱玲：“在寄到美国经理人和为出版商接受中间，有一段令人焦急的等待时期。那情形犹如产妇难产进入产房，在外面的亲友焦急万状而爱莫能助。我们大家都不敢多提这事，好像一公开谈论就会破坏了成功的机会似的。”焦虑中，宋淇夫妇拿出上海带来的一本牙牌签书为张爱玲求卦，求来求去，总是一副“中下中平”之签。
但《秧歌》后来终于在美国获得了出版，且获得很大好评。止庵表示，“《秧歌》被认为是反映中国历史某一阶段非常重要的一个作品。张爱玲就动了一个念头，她本来早就用英文写作，她想到美国去用英文写作。于是1955年，她就到美国去了。”
在美国的张爱玲同时在做三件事。第一件是她的主业，写作，而且是用英文写作。“写的是什么呢，就是《雷峰塔》和《易经》，这两本书前后用了七八年时间。但是很不幸她写完之后没能出版。”
为什么没能出版，张爱玲在1965年给《世界作家》写的一段自述里大致说明了理由：我写的两本书送到出版社去，没有一个人给我出版。人家说，假如1949年以前的中国真的像你写的这么糟糕的话，那么1949年中国发生的变化不就是必然的了吗？“当时美国的主流意识认为中国1949年发生的变化是一个灾难，是一个错误，1949年以前很好，1949年之后很糟，而张爱玲写的是1949年以前的事———那你把1949年以前写的这么暗无天日，这是主流观念无法接受的。还有另一个原因是，这两本书的写法像《红楼梦》一样都是细节，这跟美国读者想看中国一些个稀奇古怪的故事的期待完全不一样，他们受不了这个。”止庵说。
小说没法出版，只能通过其他方式求存，止庵说，于是张爱玲另外做两件事，一个是将台湾作家陈纪滢的小说《荻村传》翻译成英文，再有就是给电懋电影公司写剧本。